一方面是以御史中丞刘挚为首的旧党诸君对盐债敕的反对，另一方面。却似乎是还嫌朝野的局势不够，不仅旧党、石党中支持司光与石越的官员也纷纷上表为、石辩护，许多新党官员也不甘寂寞，许多新党官员的奏折，与其说是为了支持盐债，倒不如说是为了借此机会一中的恶气，甚至一些奏折中，试图挑拨旧党与石党关系，从中牟利的意图，本不加掩饰。这些人打着支持盐债的名义，对反对者大加抨击，乃至冷嘲讽…太后虽然对这些人恶痛绝，却又投鼠忌在表面上，她只能站在支持盐债的官员这一边，否则，事情将不可收拾。

这又是一个教训。

，这如同挑衅。

从小的方面而言，她也需要有一人，能替她念奏折，说明事情的原委，让她的睛得到一些休息。也需要有人能据她授的旨意，写成恰如其分的批答，如此，蔡京这样的事情，才不会重演…

甚至有一些原本沉默的人，也站了来，指责石越“权”王安石早已前往杭州的事公布之后，人们都明白了一个事实——石越对反对者毫无尊重可言。矛对准了石越，熙宁初年关于王安石的记忆，在许多人的脑海中，忽然再次清晰起来。人们相信这只是石越步王安石后尘的第一步。矛也对准了司光、范纯仁——尤其是司光，虽然他在旧党中威望犹在，多数旧党或谅他的苦心，或以为他只是为石越所惑，或者视情面而不忍相责，但依然有一些旧党的“君”几乎将司光视为“言行不一”的小人，视为理念的“背叛者”还有人甚至将他与王莽相提并论——在一些激愤的旧党心里，石越只是了他的“本来面目”而司光，却是彻彻尾的背叛，而后者更加难以原谅。这可能是司光有生以来，个人遇到的最大危机。

她很盼望边有这么一个人，能够老实、规矩、听话，不至于激起两府与士大夫的反，最好生恬淡，也不会利

但不是何原因，太后此时都后悔自己最初的迟疑，即使只是蔡京想拍，她的批答亦应当果断，只有脆、不留余地的驳回蔡京的建议，才能够有效地阻止后面源源不断地想拍司光、石越的人。

于是，她只是两次批答时语气不够决，便惹来蔡京接连上表，而短短几日之内，竟然果真有官员应声附和！

太后闭着生疼的双，在脑里草拟着批答的词句。这一次，既不能伤了司光、石越的面，又要叫蔡京死心，从此不再提起，用词语气。的确都颇费周章。

但是，她到底只是个老妇人。

太后需要考虑的是，蔡京究竟是自己想拍司光与石越的，还是受了他们的暗示，来试探自己？

这一切，从应付成一团的朝局，到批答奏折时的用辞，还有每况愈下的左，都让她觉到一力不从心。太后心里越来越渴望找一个合格的帮手，但是，她心里仍然还在时时戒慎恐惧着。她对任何臣下的依赖，都会成为她致命的弱。她也不想在她垂帘的时期，留下私人政的话柄，外朝士大夫的力量如此大，若果真在内朝中有私人政的事情传，对她只怕不会有什么好。

在太后的心里，蔡京的这个建议，倒并非不好。倘若两府的宰相们，都是由她亲自任命，她对两府有着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，那么，蔡京的这个建议，是可以考虑的。但目前的形势，太后却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，任何增宰相权力的建议，她都不会去考虑。

太后也明白，有不少人当官，靠的便是揣上意。见着因为给事中们，司光与石越惹上如此大的麻烦，以他二人如今的权势，多的是人主动，来替他们铲除后患。更何况，给事中本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的官职。

从大的方面来说，对于朝中政事，她需要咨询意见——不仅是外朝的大臣们的，所谓兼听则明，以大行皇帝之智慧，也要派遣内侍去了解民情政情。而太后不仅仅需要了解政情民情，还需要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场，设地地替她谋划策。士大夫的立场、考虑问题的发，许多时候，都与她相差甚远。

而所有这些官员中，最为活跃的，便是权知开封府蔡京。这个同时受到司光、石越欣赏的“新贵”自任权知开封府后，便因封建之事，很快令得太后不太满意。而如今，更叫太后觉此人乃是“喜生事”之人——蔡京不仅极为卖力地为盐债辩护，而且还公然抨击门下后省制度！他接连上表，以为门下后省制度，导致事权不一，贻误国事，建议左右仆兼任门下后省长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