穷人已经成了土匪，成群结队地流窜在中国的大地上，山区特别多。我们坐船过洞庭湖时，有人警告我们，土匪已经扣住了许多船只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断我们的脖子。国民党说这些事是共产党干的。而杜阿姨偷偷告诉我们，这不是真的。她的女儿写信给她，现在有人把中国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怪到共产党身上。所以你瞧，战争结束了，可斗争并没有停止。

就在我们安全到达武昌的时候——我们只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夜——我和胡兰都以为这辈子我们无法再相见了。她和杜阿姨还要往北走到哈尔滨去，家国也被派到那儿去。文福、淡若和我要乘火车向东到南京去，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上海。

不错，八年来我和胡兰有过多次争吵。但现在真的要分手，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。在旅馆的最后一个晚上，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，直到眼皮撑不住为止。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在一起吃了早饭，我们吃得很慢，吃的是平常的简单的早饭，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的，同样的小米粥和小红豆。吃完后，我们互相交换了地址。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和崇明岛上的叔叔的地址。她把家国写给她的哈尔滨的地址依样画葫芦地写给我。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，从箱子里找些互相送别的礼物。

胡兰送我两副钩针，一副大的，一副小的。我把我最好的一件毛衣送了她，那是我自己精心编织的。然后我们两人都笑了，我们都猜中了对方的心思，一个需要织的工具，另一个需要织好的成品。家国送文福一枝自来水笔，文福送他一瓶美国威士忌。

这时我见杜阿姨在和淡着玩。她对我的儿子就像一个奶奶似的。我又回房间去翻箱子，想送她一样特别的东西。我想起来了，她很喜欢我有时让谈若玩的蓝色的香水瓶。我又一次把香水瓶举起来对着阳光，然后就出去送给了她。杜阿姨大声推辞，连声说，"我要这玩艺儿干吗？"我把瓶子硬塞在她手中，她哭起来了，告诉我她拿这东西是多么不好意思。"我没东西回送你呀。"她说。

于是我告诉她，"我给你的也不算什么，只是好看罢了，这样你就能记得一个傻女人和她的儿子。"

分手前，胡兰和我握了手。我很想为我们这些年来的争吵说声道歉。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。于是我说，"我想确确实实是一百颗红豆。"她马上就明白，我指的是我们离开昆明前的最后一次争吵。

胡兰摇摇头，又哭又笑，"不，或许是你对，只有五十颗，没有更多了。"

"一百。"我坚持说。

"五十，或许还要少。"她坚决地说。然后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，"当时我们家很穷。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数量不多的豆子，一五一十地数成两堆，一堆给我妹妹，一堆给自己。所以你瞧，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颗豆子。"

我们到了上海码头后，没有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。本来这是惯例。但因为日本人一占领上海，他的父母就搬到内地去了，这样我们就得再坐一天火车才能到达他父母亲那儿。所以文福就坚持说我们应该先到我父亲家去。我知道他也在梦想我们可以住在那幢高级住宅里。他还有个打算，在上海比在小岛上更能做好生意。什么样的生意，他没说，我也没问。

"你父亲当然会要你和他住在一起，你是他的女儿嘛。"他说着，把他的空军制服套上去，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兴看到他，一个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。

我没和他争论。我也想先看到我父亲。我不想得到他的帮助，我只希望我父亲见到我会很高兴。